一年一度的春运现象,表达出来的唯一目的,就是“回家过年!”

  人们从孝敬长辈、亲情团聚等传统熟人社会的表象寄予了诸多乡愁和乡情,进而认定其合理性,并产生依附性。但我认为,剔除飞机、高铁、自驾类“驿路高飞”的少数中高阶群体,这样的春运恰恰忽略了其主体人群——那些扶老携幼、跋山涉水只为数日欢的中下群体,及其承载的苦难:哪个春运中人在浮华的笑容之下,没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奈和压抑?

  在年终的团聚时刻,辛苦的劳动者不能就地与家人相守,反而要离开(抑或不得不离开)自己工作了一年的地方,再去寻找曾经的故土乡情以寄安慰,何以至此?

  作为崛起的主要支撑力量,凭踏实工作和工薪收入,外来人根本无法融入城市,在精神和心理上也很难再回归农村。两头不着边,是为典型的精神和肉体流民。所以,春运就是穷人的劫难,是一场逆现代而行的全民痉挛,更是一幅无限放大的现代流民图,并不值得从正面大书特书。

  从历史角度看,在城市化进程中,城乡两股生产力慢慢形成巨大落差,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,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,除了劳动力之外,劳动力家庭也应跟随入城,融入城市。

  从社会结构上说,春运是城乡二元结构下,以户籍为标志,对劳动人口与家庭人口进行的人为切割。

  这一刀下去,切割的不止是亲情和孝道,也包括了人们对传统的过年、生计、婚姻、安危,以及现代思潮影响下自由、权利等的社会表达,对繁荣发展需要的人口、智慧、资源等的阻滞。所以,春运还是未能切除的计划经济阑尾。

  有人提出一个有趣的命题:小城市和农村的年味更浓。

  其实也不尽然,正确的表达应是:当年关来临时,空心化的小城和农村方得短暂人流回归,重新有了一些烟火人气而已。但与大城市的繁华仍不可同言而语。

  穷人终生系故土,富人处处是家乡。

  时迁境移,今非昔比,不必再为“年味渐淡”忧虑,不必再为“无法尽孝”悲伤。在春运归与不归的痉挛中,不少人正用沉默抗议“常回家看看”、“父母在、不远游”这些传统道德枷锁——如果有条件常回家看看,谁她妈还非得等到过年?

  将一年只有一次的回家当成一场全民运动,视为一种图腾般的人生奢侈品而大肆宣扬,本身就是一种耻辱! 

  对农历新年的纠结,说明这一传统道德(也是一种制度)如周礼崩殂一样,正面临何处何从的历史困局。这场传统与现代的战争谁将胜出,决定了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面相。

  现代社会已进入陌生人的契约时代,以农村血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无法承载文明发展需要。以契约规则代替熟人套路,是为法治社会;取消户籍,以自由流动实现财富、价值、尊严提升,是为市场经济;以社团机构重构熟人圈子,是为NGO;以与劳动价值对应的标准建立福利养老机制,是为公共孝道。

——现代条件下,这种基金形式和社会规模的公共孝道,比“养儿防老”更稳固可靠,也才可能“随时回家看看”。


二〇二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二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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